【李翔中国】巩固扩大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稳定预期是协调短期稳定周期和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定预期”摆在宏观经济管理的突出位置，表现出对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当前，在不断完善中构建社会信任已成为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中国经济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 2025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在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加和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经济表现出强大韧性，为未来五年及更长时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30%时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通常面临增长动力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社会结构变革等多重压力。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既有短期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也有长期结构性矛盾的制约。相比之下，后者更具决定性，这也是当前经济预期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展望2026年，更大力度的逆周期、跨周期政策将为平复通胀创造有利条件。 预期是决定经济行为的关键因素。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认识经济发展规律，明确需要完善管理预期、坚定社会信心的机制。经济预期有一个自我实现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它打破了预期减弱的负循环，有利于促进经济稳定向好，激活经济的自然活力。要实现根本性好转，不仅需要完善信息发布传播机制，加强舆论引导和宣传，还需要针对当前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提出有效措施。因此，宏观经济治理不仅要着眼于短期指标的“稳”，更要致力于深化改革化解结构性矛盾和“发展”。必须以制度环境的高效性、政策执行的一致性、发展前景的确定性，筑牢社会信任基础，不断巩固和扩大经济稳定向好的势头。 采取几个步骤来建立期望并提高热情 首先，构建一个开发环境凝聚发展共识，设定科学合理的增长目标，引导合理的市场预期。从我国巨大的发展潜力、完整的产业体系、强大的市场规模、强大的创新能力以及经济追赶国际经验来看，我国经济仍有长期保持年均5%以上增速的潜力。只要精准落实逆周期、跨周期政策，增强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体制改革，这种增长潜力完全有可能成为现实。因此，在充分考虑我国增长潜力和内外部约束的基础上合理制定增长目标，有利于增强社会各界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形成更加积极的合理预期。 其次，我们必须继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增强企业现代活力和公平环境。企业是经济的微观基础。稳定企业预期的关键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造市场化、法制化。一流的政治和国际商业环境。一方面，我们聚焦新生产力发展，用技术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转型升级。各地要结合自身禀赋资源和产业基础，以技术创新为主要动力，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产业升级空间的拓展，有利于企业长期投资的预期回报高，我们在稳定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打破各种隐性壁垒，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完善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深化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促进各类要素自由有序流动和高效公平配置。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切实为民营企业提供良好发展前景。 三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确立总统收入预期。收入是民生之本，居民收入预期与就业密切相关。这就需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综合运用税收减免、财政补贴、资金支持等政策工具，鼓励企业吸纳就业。通过发展新业态、支持灵活用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适应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的能力。制定实施工作质量提升计划，鼓励和支持各类企业创造更高质量的工作机会。健全促进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积极实施城乡居民收入翻番计划。优化收入分配结构，重点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税收、社会保障和再分配转移支付的力度和精准度。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安全网”双重作用“调控”在有效缩小收入差距的同时提供基本民生保障。提高国有资本收益转入社会保障基金的比例，增强社会保障能力，为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提供资金支持，从而缓解居民忧虑，稳定收入增长预期，激发内需潜力。 四是理顺政府间权责关系，以有效激励和合理约束强化地方政府预期。地方政府是推动经济发展、激发经济活力、实施国家战略的中坚力量。稳定地方政府预期的关键是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积极性政府官员创办自己的企业。在维护中央权威、保障政令畅通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地方放权，充分尊重和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地方政府在国家统一政策部署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差异化探索。同时，要完善健全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从注重经济发展转向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护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等综合绩效。通过明确、稳定、可预期的激励和威慑机制，引导地方政府行为规范化、理性化，形成政府行为规范、合理化的良好局面。各国将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 五是推动制度发展高水平开放，以开放共赢增强外资预期。开放是当代中国的独特标志。面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更需要用高度的制度开放来破局、凝聚共识。一方面，我们积极对标国际经济高标准和贸易规则，推动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方面规则法规、管理和标准改革，营造与全球通行规则一致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依托超大型市场优势，实行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合理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有序推进并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许可资质、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商签更多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坚定外资企业继续开拓中国市场的信心和决心。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主体项目“新发展格局下金融结构优化与高质量科技创新研究”（21 ZD112）增量成果）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